近日，“贵州43斤女大学生吴花燕百万捐款只收到2万”的新闻如海啸般喷发，引起人们对9958儿童救助中心“把慈善做成一门生意”的强烈质疑。然而，吴花燕的悲剧被当成敛财工具，却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在当前中国，众筹平台和社交媒体为慈善公益活动带来的是惊人的动员能力和筹款速度，却并没有减少社会的不平等，甚至没有进一步召唤人们的公益行动，沦为“消费即慈善”的秀场。本文作者认为，必须警惕互联网包装下的慈善变成维护贫富分化的工具。平台算法逻辑、商业利益以及消费主义文化，正在把慈善所依赖的“同情文化”改造为功利化的数字游戏和爱心表演。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必须坚持解决社会问题的初心，需要社会团体和政府建立更为良性的合作和相互监督的关系，而不是寄希望于通过技术一劳永逸地解决慈善动力问题。
技术神话光环下的中国慈善公益
在当前中国，以众筹平台和社交媒体为核心的慈善公益活动因其惊人的动员能力和筹款速度而得到广泛关注。在技术的助推下，慈善公益活动变得愈发便捷，人人都可以在指尖和鼠标的共舞中安放自己的爱心。
然而，我们并没有等来“人人慈善”的时代，反而是此起彼伏的争议和丑闻：2014年“冰桶挑战”变成名人社交游戏，2016年罗尔事件中山穷水尽的父亲形象一再反转，2017年支持自闭症的“小朋友画廊”染上“选秀”嫌疑，2018年冰花男孩中善款的共享引来各种质疑，以及在王凤雅事件中出现舆论审判现象。在这些让人目不暇接的“爆款”事件中，既有慈善公益领域中老问题的重新表达，也有慈善事业技术化过程中滋生的新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兴慈善公益形态带来的挑战，本文以中国慈善公益事业面临的问题和信任危机为起点，讨论慈善公益事业技术化如何在解决/回避这些问题的同时又孕育出新的危机，进而探究资本和数字技术如何凝合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形塑力量，侵蚀中国社会主义语境下慈善事业的基础和独特性。
“同情疲劳”下的慈善技术化
按照郑功成对现代慈善的定义，以社会贫富分化为基础的现代慈善离不开建立在同情文化基础之上的社会捐赠，因而其面对的最大危机就是“同情疲劳”。根据日常经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互联网慈善兴起之前，社会捐赠往往是以特大灾难事件为基础的“动员式的募捐”，2008年汶川大地震带来的慈善捐献就被认为是一次异常高潮。大众慈善未被日常化和普及化的原因很多，除了国民慈善意识不足，还有捐助方式的问题。以灾难事件为基础的募捐经常是自上而下、有组织的捐赠形式，在日常空间安置了各种捐款方式，以省去人们去邮局汇款或银行转账等麻烦，让爱心到捐赠的转换变得更为直接和便利。
与此同时，中国的慈善机构同样也面临运作不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价体系等一系列老问题。关于慈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的报道从未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接连不断的丑闻让本应造福社会的慈善机构变成了人们眼中的造富工厂。郭美美事件正是中国公众对慈善机构失去信任的一个集中表达。由于中国知名的慈善机构大都是半官方形式，中国公众在舆论推动下直接将这些官办的慈善机构等同于政府，愈发不信任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救助活动。
商业化的众筹平台和社交媒体联手形成新的公益慈善形态，正是在这种信任危机中完成了对慈善事业的“去中介化”，以“技术拯救世界”的姿态，宣称对普通用户赋权，试图解决中国慈善事业的日常化、效率以及监督层面上的问题。
首先，点赞、转发以及手机支付等数字化技术为“善心的释放提供了便捷的通道”，消除了复杂捐赠方式的障碍。其次，让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间相互“看见”，从而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善款的利用和监督问题。这里不再需要任何慈善机构的中介，捐赠者可以直接面对需要帮助的人，全权接管与监督自己的爱心和善款，同时需要帮助的人也不再被动地等待着不合自己需求的救助，而是被赋予自我言说的能动性，主动出击寻求解决自己不幸的办法。
作为技术平台提供方的企业一方面负责审核项目真实性，监督追踪善款的使用；另一方面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或者通过流量变现，从而能够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实现平台的收益。在双赢话语的助力下，众筹技术解决了求助者和捐助人之间信息的不对等与不透明问题，“网络慈善成为慈善金矿”。
但是技术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是多元且矛盾社会意图的物质表达。我们在欢呼互联网慈善成为“金矿”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在众筹平台和社交媒体的联合中，与慈善公益目标不相一致的社会意图和商业力量也在形塑着慈善公益的发展方向。前文提到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在互联网慈善的技术神话光环之下慈善公益事业面临的新老问题。
“爱心超市”里新的不对等
在新兴的互联网慈善下，受助者不会再啼笑皆非地收到“10个书包”或者领到短裙来当过冬福利。他们可以清晰明确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从而得到最直接的帮助。这种赋权确实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局限性和潜在危害也不可忽视。潜在的捐助和受助者并不同处于一个触手可及的物理空间，无法直接感知到求助者的需求，依然需要借助各种关于不幸和困境的言说来充当中介。
以罗尔事件为例，在整个事件的发酵过程中，是罗尔而不是罗一笑让这个不幸事件在众多白血病患者的故事中脱颖而出。也就是说，“我们”更多是被罗尔的文字打动，才在众多不堪重负的白血病家庭中看到罗一笑，并伸出援手，但发现这个爸爸有超出普通人的财力后，“我们”又纷纷感到愤怒，那位本应被同情的小女孩却成为一个“在场的缺席者”。
当前互联网慈善公益愈发强化“可见性”作为划分不幸等级的标准：被看见的不幸才是值得被消除的不幸。时至今日，决定不幸的可见度的，不是不幸的程度，也不是需求的紧迫度，而是关于不幸的叙事如何才能被看见，并打动屏幕前的陌生人。众筹平台和社交媒体成了一个各种“不幸”相互竞争的超市。这里的“他者之痛”不再互相联系，它们从不平等的社会语境抽离出来，被包装在一个个独立的故事里，争夺捐助者的注意力和爱心。与不幸竞争相配套的是“捐助者及上帝”的视角。和超市里的消费者一样，个体的捐助者被赋予“超级能动性”或“自由”，取代慈善机构来决定自己爱心的最终安放。
在赋权的光环下，捐助者的权利和权力被浓墨重彩地凸显出来，成为延续和推动慈善的新动力，这也使得“快乐公益”的潮流日渐成为应对宏大叙事失效之后的新范式。关于苦难的宏大叙事已经被抛弃，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强调的是苦难的普遍性，指向结构性的不公。如今捐助者已经变成投资人，是“上帝”，不能让他们因为面对普遍性的苦难和不幸而感到无力，更不能对造成苦难的结构性不公而感到愤怒。因为无力和愤怒都不会让捐助者慷慨解囊。快乐、正能量、时尚才是主旋律。2017年“小朋友画廊”就是这一新范式的典型案例。它并没有调动关于自闭症的痛苦和悲惨来催泪，而是用暖心抓人的色彩、明亮丰富的主题以及恰到好处的音乐打动观看者。
快乐叙事摘掉“消费苦难”的帽子的同时，也把慈善变成了一种自我表达和自我升华。鼓励自我表达的社交媒体是这个转变中的重要一环。在对“小朋友画廊”的大量朋友圈转发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转发者和捐赠者的感慨，在表达爱心的同时顺便展示一下自己不俗的艺术品位。当慈善和公益活动不再借用公平和正义等宏大叙事来动员人们的慈善行为，自我的感觉和表达成为善的动力和回报。在一些快乐公益活动中我们甚至从头到尾都看不到慈善的对象是谁，公益的目的是什么，焦点是筹到善款的数量以及参加者的自我升华。
互联网众筹平台一方面解决了慈善机构的中介问题，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捐助者和受助者的不对等关系。众筹平台并没有给受助者提供真正的言说平台，受助者和捐助者之间的互动十分有限，只有当捐助者的捐款数额达到一定数量，受助者才会亲自回复，否则只有非常机械化的自动回复。事实上，这种直接但差异化的回复强化了捐助者的恩赐色彩，而不是受助者的能动性，这恰恰又是现代慈善希望避免的问题。
理想的大众慈善不同于建立在社区或亲缘关系之上的互助，它是在没有直接社会联系的陌生人之间的一种互助行为。慈善机构充当着捐献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中介和桥梁，使得捐献者与受助者不存在面对面的接触，彼此并不知道对方是谁，少了恩赐的色彩，多了回报社会的光荣，有益于形成社会互助的气氛。我们的捐助首先是出于这样一种社会期待--当我们遇到同样的不幸，也会得到来自他人同样的帮助。这使得我们的帮助并不是要马上获得回报，而是一种延长的心理期待。建立在互助行为背后的逻辑既不是利己或利他的心理所能囊括，而是强调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对“他者之痛”、对社会不公的责任。同时，遥远不可及的捐助者也并不承担直接的监督角色，是由地方政府或当地社区来完成有效的监督。
事实上，过分强调捐助者的监督权利一直存在于中国慈善公益事业中，并已经产生破坏性的后果。例如，汶川地震中捐助者通过媒体报道的“关心式监督”经常演变成对灾区和灾民正常化的期待，迫使灾区与灾民不能在多元的时间节奏中慢慢恢复社区和心理重建，被迫在短时间内“复工或复课”，反而出现更为严重的社区矛盾和心理问题。